邓选成

一、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引领倡廉反腐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最近的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存在十大社会病症，超八成受调查者认为当前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位列当今社会病症前三项，这与几十年道德建设的失误有关。理想信念是一个人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在预防腐败问题上并不具有天然的自身免疫力，如果放松了信仰的实际占领，就会导致思想信念动摇，道德操守滑坡，就很容易跌入腐败之地。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行为的发生，首先是在思想上出了问题。因此可以说，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引领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

廉政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就是要解决一些概念性的提法。”反腐倡廉“这个提法从廉政建设的逻辑和思路上是值得商榷的。大陆有反腐败局，香港叫廉政公署。从机构的字面上可以看出两种廉政建设的思路。反腐，是惩罚性手段；倡廉是约束性要求。反腐侧重治标，倡廉侧重治本。反腐属于异体监查范畴，倡廉属于同体监查范畴。反腐多有政治意涵，倡廉多有道德意涵。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用”倡廉反腐“这个基础性概念比”反腐倡廉“这个提法更适应当前的廉政建设形势。

二、正确处理道德建设的四种关系，筑牢倡廉反腐防线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第一，应然与实然的关系。道德领域从来就有这样的矛盾存在着：一方面，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人类道德应当是怎样的；一方面现阶段社会道德实际上是怎样的。这就是道德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如果我们脱离实际状况，对应然之物高谈阔论，那样的道德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

第二，社会与个体的关系。在道德建设的实践中，其实是有三种层面的：社会的、群体的及个体的。这三种层面的道德既有统一的，也有对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分了三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忽视三种层面的道德建设，只能是大而化之，甚至是无妄之举。

第三，公德与私德的关系。梁启超曾经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认为却不是这么回事，往往是用公德来代替、包括甚至挤压了私德，造成的后果就是公德没有建立起来，私德也迷茫了。

第四，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中国社会及作为道德建设的个体，大都是响鼓需要重锤，自律缺失，他律又不健全，导致道德建设收效甚少。

总之，在上面提到的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四种关系，不能武断地用应然漠视实然，用社会层面消解个体层面，用公德压制私德，用他律命令自律，而是要互有兼顾、互为推动。这样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同时，锁牢倡廉反腐的总开关，筑起强大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