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是党章国法载明的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九十年来党的革命与建设一以贯之的活动准则，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它曾经或正在被部分人异化成“为人民币服务”，也无时不刻在考量着我党的执政能力与智慧：怎样解决人民在丰衣足食之后的政治诉求和较高的物质精神需求，也即新时期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到增加了“政治文明”的三个文明建设。

为人民服务有着朴实的情怀和不断丰富的内容。1944年，为纪念张思德同志，毛泽东同志写就《为人民服务》，要求共产党人不管能力大小，都要有为人民服务这点精神，活着就得做一些有益于人民利益的事，要有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告诫共产党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而后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新时期，我党执政理念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发展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民治、民享的政治文明”，无不彰显着为人民服务的发展新成果，反映着“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变迁的新动向。可以说，“为人民服务”不仅是我党的宗旨和优良传统，而且是几十年以来，从“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到“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愿把牢底坐穿”的叶挺，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一代代延续和丰富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最基本的价值观之一。

毋庸置疑，为人民服务曾经或正在被部分人异化成“为人民币服务”。在到处莺歌燕舞唱响中华、歌颂党恩的同时，作为共产党人需要理性反思我党存在的腐败问题。这不是杞人忧天。与大多数共产党人为人民谋求幸福的同时，部分人却处心积虑谋取人民的幸福，将“为人民服务”异化成“为人民币服务”，从刘青山、张子善到胡长清、成克杰，从王怀忠到郑筱萸……，为数不少的掌控国家权柄的共产党员前腐后继地蜕化成党和人民的罪人。尤其是当资本营利和个人谋利被市场经济激活后，“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我们这里明显遭受了冲击，每个“经济人”似乎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权力当成了商品，可以与钱对价交易，从八十年代的几十万、九十年代的几百万到现在的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只要是“人民币”，有些人就会无视党纪国法，敢火中取栗，直接把为人民服务转变成“为人民币服务”。更有甚者，这些蛀虫彼此勾结，造成权力之间互补关系，滋生“扎堆腐败”。尽管如此这般的腐败是极其少数，但我党深深知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坚决反对腐败，必将亡党亡国的道理。建党九十年来，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同时，始终抓住“党的建设”这个法宝，毫不留情地对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从延安整风到“三反”、“五反”，从“两手抓”、“长期抓”到“三讲”教育、反腐倡廉党风廉政建设，共产党人实践、探索到一条适合国情的反腐败道路。

为人民服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内容，这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有着相似性。土地革命时期，党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主要是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抗日战争时期，党呼吁停止内战，统一战线、减租减息，一致对外，取得抗战的胜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针对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为人民服务的内容调整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今年，我国“十二五”纲要重提“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由此反映了“为人民服务”有了新的价值呼唤。在强化精神实质下，党需要的是与时俱进的为人民服务新形式，解决人民在丰衣足食后的政治诉求和较高的物质精神需求。这种政治诉求在民主选举、反对腐败以及个体认同、归属感建设中尤为突出。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显著之处，是其所带来的规模化生产需要许多的人协作、互助。藉此，积聚民众智慧和解决民主诉求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诚然，我党革命与建设能取得辉煌成就，也正是得益于统一战线和歌词所述的“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我们之所以要为人民服务，实行民主，其根据在于人民纳税供奉我们，我们为其提供公共服务是对价交易的应然要求。而这种对价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人民可以直接选举他的管理者，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近些年来，党在部分基层机构进行直接选举探索，实践证明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管理者，才会直接对人民负责，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