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反思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号召。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中心论题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的，此时重读《手稿》，对建设生态文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建设生态文明首要的是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历史，生态文明的建设首要的是在历史中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从动物与自然界的直接同一关系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具有历史性的对象性关系。历史是人的时间展开，具有“时间先在性”的自然界也只有在人的历史中才得以成其为自然界，因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那么，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呢？通读《手稿》可以发现，这要从人与自然的生命表现即人与自然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化说起，要从哲学发展的派别斗争说起。在“思想自觉其为思想”的哲学史上，从古希腊的先哲们“寻求最高的基本原理”到近现代“使人崇高”的哲学诉求都力图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哲学史正因为对这种本质力量的确证方式的相异确认而产生了自始至今的派别斗争。
        一部分哲学家主要倾向于以本质力量的存在本身即人本身或者本身的异化形式来确证本身存在的本质力量。普罗塔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以及近代的人本主义是这个意义上的典型学说。黑格尔以本身异化形式的“绝对精神”的成就成为了这一派的绝对领袖。另一部分哲学家主要倾向于在本质力量的存在之外寻找存在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力量，比如，泰勒斯的“水”、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费尔巴哈的“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以及近代的科学主义等等。马克思找到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力量是以对象性的关系存在着的。《手稿》中写道，“人的第一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界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 ，反过来，作为我们的对象的自然界也只能是我们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 。 

@@@@@        哲学是在派别斗争中发展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与超越性的矛盾”，是哲学史上主要派别冲突的主要表征之一。 《手稿》就是从不同派别对人与自然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方式当中发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真实的历史与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实现的。如果某物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不仅仅不能进行对象性活动，而且在其现实性上，某物不成其为某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而这样的非存在物必须以“没有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为前提” ，这种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只能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  至此，马克思在对本质力量的外部肯定性回答中，否定了否定对象关系的学说，也对非历史的、机械的唯物论发出了檄文，从而完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定位：人与自然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在互相确证中得以现实化。
        二、人与自然的互证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
        《手稿》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定位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在实践方面，《手稿》同样给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手稿》认为，任何存在物的生命表现的目的都是寻求本身存在的本质力量的真实显示与最大实现，并且对另一种本质力量产生尽可能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一种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只是它的存在的初步肯定，而最根本的确证必须是在另一种本质力量中得到确证。所以本质力量的确证在现实性上就要求对象性存在物的存在。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太阳与植物的本质力量的互证生动地展现了存在物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 人与自然作为对象性关系，它们的本质力量的历史互证当中包含着“太阳和植物”之间的所有关系的生态内涵，但这远远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部。要准确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部及其本质力量的历史互证的全貌，为生态文明建设找到现实路径，必须从两个层面做进一步的探讨：一个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层面，一个是哲学美学的层面。

@@@@@       第一， 恩格斯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只是在近代以来即在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之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思维”或“精神”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特别是在近代发生的“认识论转向”当中，“思维”或“精神”几乎与“人”划上了等号，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了不可抗拒的意义。而“存在”在近代哲学的语境当中，既有思维内的存在，又有思维外的存在；在对象性关系中，自然既在人的思维之外，也在人的思维之内 。说得更明白一点：哲学基本问题中“所使用的‘思维’和‘存在’，具有特定的涵义，就是‘精神’和‘自然界’。”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它的主要方面应该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手稿》进一步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主要方面。所以近代哲学的派别冲突不仅仅激烈地表现在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的表象上，更本质地表现在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方式上，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
        马克思在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之后，并没有驻留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理论成果上，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实践论转向”的哲学革命。在马克思的自然理论中，人与自然都被投置到实践活动的历史长河中，都被当作现实的对象化形式展示着各自的生命表现，互证着各自的本质力量。“这样，贯穿于全部哲学史、并在近代哲学中被明确提了出来的哲学基本问题，就在马克思的‘实践转向’中获得了现实性：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历史地发展着的关系；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历史地发展着的关系问题。” 任何无视这种实践的转向事实，无视哲学基本问题获得的这种现实性，绝对单向或机械双向地认识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并想以此确证人与自然的本质力量的企图以及生态建设关于“人类中心”和“非人类中心”的论争都在马克思的自然理论中被辩正、消解乃至颠覆！ 

@@@@@        第二，人与自然（世界）的对象性关系成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主要方面，使得哲学基本问题获得了现实性即获得了一种“完全的意义”，这就确定了哲学的本体论事实。而当我们在哲学美学的层面上确证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时，我们发现了这种对象性关系在历史展开中的美的本体论承诺。“美，根源于人的目的性、对象性的实践的存在方式。” 而人的这种存在方式恰恰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追求。马克思在《手稿》中指明了这种区别，“动物只是按照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人可以按照不同的尺度，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作用于对象，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不是以自身本质力量的完全实现为唯一目的的。当人以一种比动物对自然全面得多的方式与自然界发生互证关系时，人与自然的本质力量就在“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中得以相互确证，进而展现出人的生命表现即人理性的合目的性以及自然的生命表现即自然的理性的合规律性——这就是美！美就是“实践活动中所实现的‘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美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历史互证中完成了的人的本质力量和自然的本质力量的统一；美就是“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 。而至此感觉真实直观到的就是哲学本体论所作出的美的承诺，就是真善美相统一的显露！这正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本质力量和追求目标!